第三十八回 仗打没了

土改完,就是征兵。因为还有广大未解放的人民依然生活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,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要把他们解放出来。

上党战役后,陈明礼成了排长,负责山河镇的征兵任务。

他回家看了看妈妈,他妈妈就问他:“有没有你哥哥的消息?前两年他驻扎在附近,时而不时能见到他。现在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他的消息了。”

陈明礼就说:“这兵荒马乱的,谁知他到哪里去了?”

他妈妈就说:“为了打日本鬼子,你们俩前后脚参的军。谁想到他成了国军,你成了共军。现在日本鬼子走了,国军和共军却打了起来。”

他就安慰妈妈说:“妈妈,你不要担心,我哥哥命大。他肯定会回来看你的。”

他妈妈说:“不仅担心你哥,也担心你啊。”

他说:“妈妈,不用担心。我哥会回来的,我也会回来的。”

他妈妈说:“那就好。有你哥的什么消息,就给我捎个信。”

陈明礼怎么能对妈妈说哥哥已经被他打死了呢?

想到这里,陈明礼眼里充满了泪水。说:“好的。”就又征兵去了。

几天下来,陈明礼终于征了三十个人。在这过程中,他也体会到了征兵的不易。

有的小伙儿,翻身解放,有了地,感激共产党的恩情,就兴高采烈地去当兵。比如卫昆玉的儿子卫含宝。卫昆玉还说,等卫含宝的弟弟卫含贝一长大,也去当兵。

有的小伙儿,认为打日本人是天经地义,却意识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。这时候陈明礼就得耐心地给他讲革命道理。经过摆事实,讲道理,这些小伙儿也就兴高采烈地去当兵了。比如赵登云的儿子赵扁担。

还有的小伙儿,长得又壮又精干,可就是有小农思想,不愿去当兵。这时候,陈明礼就得主动给他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困难,并分析小农思想的危害性。比如冯俊生的儿子冯保山。

当然,也并非所有愿意当兵的人他都会接受。李永仓的儿子李喜顺就想当兵,但是一查,他家是地主成分。于是当场拒绝。

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军队,怎么能让地主狗崽子混进革命队伍?

李喜顺是哭着被赶走的。

征好兵,陈明礼就带着新兵们走了。送行的人一路送到村外,看不见人了,只听见远处传来的歌声。原来是陈明礼领着新兵们唱起了《在太行山上》。

《在太行山上》 桂涛声词,冼星海曲

红日照遍了东方,

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!

看吧!

千山万壑,铁壁铜墙!

抗日的烽火,燃烧在太行山上!

气焰千万丈!

听吧!

母亲叫儿打东洋,妻子送郎上战场。

我们在太行山上,我们在太行山上;

山高林又密,兵强马又壮!

敌人从哪里进攻,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!

敌人从哪里进攻,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!

送走了这拨新兵,陈明礼又回到了自己的连队。

整修结束,部队补充足了兵员,要准备南下鲁西南、跃进大别山。

陈明礼一想到自己手里的这杆枪打死了哥哥,就对这杆枪产生了强烈地憎恨情绪。

这种情绪,是陈明礼从来不曾有过的。陈明礼还记得,在刚当兵时,还没有真枪,只能用木头枪来训练。一直训练了一个月,有一天,班长郑重地将这杆枪交到了他手里,对他说:“今天,你就有枪了。对一个战士来说,枪就是生命,甚至比生命还宝贵。”

陈明礼激动地从班长手中接过枪,仔细地看了又看,摸了又摸。向班长行了一个军礼,说:“班长,请您放心,我一定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我的枪。”

闲暇时,陈明礼最大的乐趣就是擦枪。拿着擦枪布,翻来覆去地擦拭,里里外外是一尘不染。

这杆枪也争气,陈明礼用它打死过三个日本鬼子。

陈明礼有时还想,万一哪天退役了,他最丢不下的应该就是这杆枪。

可现在,他突然对这杆枪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厌恶感。

有一天,趁人不注意,他拿起一块大石头,照着这杆枪狠狠地砸了下去。

等到有人了,他又故意装作大惊失色的样子,问:“我的枪杆怎么歪了?”

连长走过来,一看这杆枪成了这样,就很奇怪,于是仔细盘问。

陈明礼说:“我去征兵的时候,看见路边有只刺猬,就拿起枪拍了那只刺猬一下。谁知,刺猬没拍着,却拍到了一块大石头上。当时没大注意,没料到枪杆竟然歪成了这样。”

连长没办法,只好给了他一杆新枪。说:“现在我们征了这么多新兵,很多新兵都没有枪,你倒好,把好枪砸坏了。你知道不知道,对于一个战士来说,枪比命还宝贵?”

陈明礼一言不发地接过了连长的枪。

拿着这杆新枪,他却怎么也瞄不准。每次一瞄,就感觉对面站的是哥哥。他只好把枪偏一偏。再瞄,还是一样的感觉。终于瞄准了,他却犹犹豫豫地扣不下扳机。

他知道,这辈子他是再也不会干净利落地扣扳机了。

扣不了扳机,还能是个合格的军人吗?

于是,他逃跑了。

一个排长突然丢了,让部队很是恼火。

具体是什么时候丢的,谁也说不准。

有人说:“他可能是在路上被土匪暗害了。”

还有人说:“他晚上起来上厕所,可能被豹子叼走了。”

陈明礼活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隔了一个月,部队南下走了,也就没人提陈明礼了。

过了三个月,杨奉业正在地里锄草。

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走了过来。走近了一看,像个野人。这个野人先开了口:“杨老师,有吃的吗?”

杨奉业一听,认出来是陈明礼,就问:“你不是南下了吗,怎么又回来了?”

陈明礼说:“在河南的时候,我奉命侦查,结果与部队走散了,一直没找到,只好回家。等回到家后,我再慢慢找部队吧。”

杨奉业说:“原来如此。你知道我们村那些年轻人都在哪里吗?一下走了那么多年轻人,现在村子里很空呢。”

陈明礼说:“不知道。我和那些年轻人都属于不同的部队。自从参军后,就没有见过面。”

杨奉业听他这么说,就走到地头,从碗里拿出一个玉米窝窝头。递给了他,他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吃完后,陈明礼问:“我们家怎么样?有人找过我吗?”

杨奉业说:“你们家人很好。几个月前,倒是见你家门前有人站岗。大家都说你当了大官,所以对你们家人要特殊保护。不过,隔了几天,就没人站岗了。”

陈明礼听这么一说,就稍稍放下心来。

到天黑的时候,又对杨奉业叮嘱了一句:“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看见过我。”

杨奉业疑惑地望着他,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。

陈明礼偷偷地溜回了家。

回到家里,见到母亲后,对母亲说:“我转业了,以后就不当兵了。”

母亲想再问什么,他却一声不吭。

吃了饭,母亲给他铺好了床。他却不肯睡床,躲到床底下去睡了。

母亲想:“当兵的娃子真是苦,睡惯了地铺,连床都不会睡。”

第二天早上,他听到外边有人说话,就哧溜一下从床下钻到了炕洞里,吓得浑身直打哆嗦。他母亲看到这样很是奇怪,就问他为什么,他说:“娘。其实我是个逃兵。如果被抓住,非被枪毙不可。战场上死的人太多,我看着害怕。”

陈明礼说怕战场上的死人,这倒也是实话。他刚参军时,满腔热血,并不怕死人。后来上了战场,看到了战友被打死,也看到过很多敌人的尸体,但是忙着打仗也就顾不上了害怕。虽然有时候下了战场,得知哪个朝夕相处的战友又牺牲了,他也想到过后怕,想着某一天,自己也可能与他们一样牺牲。但这种想法也就是一闪而过。干革命嘛,哪可能不流血牺牲?

直到在战场上打死了哥哥,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。如果革命的对象是侵略者,革命的目的是保家卫国,那么流血牺牲是应当的。如果革命的对象是同胞,革命的结果是手足相残,那么流血牺牲就不应当了。他和哥哥虽然有一些不同观点,但也有很多相同观点。兄弟俩只要好好商量,这些不同观点都是可以解决或者容忍的,并非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。

现在,哥哥死了,他想到的更是哥哥的好。那些观点上的不同,比起生命的代价,更像一些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般的小事。

他痛苦地想着,为什么在战场上被打死的人不是我?哥哥已经用枪瞄准了我,可为什么没扣扳机呢?每每想到这里,他都痛不欲生。

从此以后,他就不能再见死人了。甚至每看到一个死人,就会联想到那个死人会不会也是谁的哥哥、儿子、丈夫或者父亲。就看到那个死人仿佛又活了过来,愤怒地瞪着自己。

竟然将凶恶的敌人联想成了自己的亲人,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是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了。抱着这种想法上战场,这不是找死么?

他害怕战场上的死人,但他始终没有勇气告诉母亲自己亲手打死了哥哥这件事情。

她母亲听到他说是个逃兵,就愣了一下,没有再说什么。

大儿子不知是死是活,眼前就这么一个小儿子,不管好孬,她当然是加倍珍惜。这有什么好说的?

老太太也就处处留心,以免暴露他的身份。

陈明礼回到山河镇不久,又有两个人到了山河镇。

一个是周玉珍,另一个是和尚钱连喜。

周玉珍自从出嫁后,一直是把娘家当家,把婆家当店的。从来没在山河镇长住过。

但现在,娘家已经没有生意了,她也就是每天在农会里张罗。

一天,她听人说,“周玉珍一直当的是掌柜,怎么能加入农会呢?”心情就像那打翻了的五味瓶一般——酸甜苦辣咸都有。她想到这么多年来在娘家辛劳操持,最终却弄了个家财散尽。又幸亏家财散尽,才划成了中农成分。回想起来,半生所得,不过活着二字。

显然,周家的生意已经没了,也用不上她了。她向弟弟周玉华仔细交代了家里的情况,就决定回婆家看看。

周玉珍刚提议散尽家产时,周玉华也是心存疑虑的。但想到二姐干事一向深思熟虑,所以他也只好不情不愿地接受了。现在,亲眼看到大姐和大姐夫被批斗的惨状,他的心里对二姐是满满的佩服。二姐真是太英明了。如果不是二姐毅然决然散尽家产,可能他早已经被斗死了。

现在听二姐说要回婆家去。周玉华不仅一阵心慌。因为,自小到大,他都是听二姐的。现在,二姐突然要走了,他可怎么办呢?

他说:“姐姐,我们周家永远有你的房间。”

周玉珍说:“傻孩子。我只是回婆家看看,隔几天就会回来的。”

这样,周玉珍就回到了山河镇。

和尚钱连喜是从五台山赶回来的。日本人投降后,他遵照师傅的遗愿,马上回到了泽州县,想化缘重修被烧掉的莒山庙。但大家都在忙着准备打仗,没人支持修庙。钱连喜没办法,就只好先住在关帝庙里等等看。结果,越等,感觉修庙的希望越渺茫。到了后来,别说化缘修庙了,连和尚都当不成了。

这天,他站在庙门口,听到大喇叭里喊着:“大家注意了,大家注意了。今天中午十二点,大家都到队里的大礼堂集合,参加斗地主大会。狠批地主崽子李永仓的剥削阶级思想,积极揭发狗地主的霸道行径。大家要勇敢地站出来,与恶霸地主李永仓划清界限。”

杨奉业听到广播,想“李友泽是地主成分,已经被斗死了。现在李永仓穷得穿不上裤子,居然还要挨斗。”

想归想,但也随着众人来到了大礼堂。看到卫昆玉和几个队干部已经到场了。李永仓低头垂首在旁边站着。

卫昆玉看到人来的差不多了,就说,”开始吧,每人说一条,一个一个说”。

杨奉业听到这里,就仔细想李永仓的坏处。实际上,李永仓是杨奉业的表弟,虽然自杨家没落后,两家很少来往。李永仓这个人虽然不是特别好,但杨奉业也不觉得李永仓有多么坏。

想了半天,杨奉业也没有想出李永仓有什么恶霸行径。听到大家都在揭发李永仓,杨奉业更是一阵心慌。

轮到杨奉业揭发了,他情急之下,忽然想到了一条,就说:“我有一次去李永仓家借书,他明明有书,却不借给我。地主崽子就是自私自利。”

等大家都揭发完,卫昆玉气愤地说:“李永仓,你为富不仁,良心都被狗吃了。”

然后问李永仓,“你是想吃炒豆还是拉面?”

李永仓疑惑地问,“炒豆怎讲,拉面怎讲?”

卫昆玉说,“炒豆就是你站在中间,周围一圈人推你。拉面就是把你反绑着吊起来,拉得你两脚不沾地。”

李永仓沉默不语。

卫昆玉说,“看你这个熊样,今天就先吃炒豆吧。”

于是喊了七八个人围成一圈,李永仓在中间被推得东倒西歪,一旦歪到一个人旁边,就又被推了出去,不一会儿,李永仓就被推得头晕目眩,全身发汗。直到大家都推累了,方罢休。

自此,每隔几天,就要开一次批斗会。会上,自然批斗的是李永仓。而参加批斗会,也渐渐成了山河镇人们的一大娱乐项目。

过了几个月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,举国沸腾。

对于山河镇的人来说,最大的认识就是仗打没了。仗打没了,村里的小伙子们长大后,也没必要去打仗了。一些老人们就说,这些小伙子可真是赶上好时代了。

听老人们说,以前村里的小伙子们也不是长大了就非去打仗不可的。在那太平年间,有的人会种田、有的人会读书、还有的人会搞生意,并不是非要打打杀杀。但最近几十年,只要那小伙子一长到多半人高,就会被抓去打仗,不去都不行。

村里不仅出去打仗的人少了,而且新生的小孩也多了起来。

最近,陈明义就有了儿子陈有智。在满月时,请了村里很多人。

杨奉业吃完满月宴,刚回到家,就看见门口站着货郎赵登云和两男一女。两个男子,一个大约六十岁,一个大约四十多。那个女子,看着似曾相识。杨奉业乃问赵登云:“你在这儿站着干啥?”

赵登云不吭声,只是乐呵呵地傻笑。

那个女子突然呼吸急促起来,杨奉业好生奇怪,突然,一下明白了过来。说:“你是我妹妹杨咏业”。

话音未落,那女子说:“哥,就是我呀。”

杨奉业说:“妹妹,你竟然还活着。”

两个人哭了又笑,笑了又哭地说了半天。杨奉业才静了静神,对旁边站着的几个人说:“快,快进屋里去。”

进到屋里,咏业才说了这些年的去向。

那还是她六岁时,有一次在外边玩耍。玩了一会儿,她饿了,就回家找吃的,没有找到,妈妈又不在,于是就又溜了出来。

这时候,有个人走了过来,问她:“小妞,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?”

她说:“我饿,妈妈不在。”

那人就说:“我带你去找你妈妈。”

于是,咏业就跟着这个人走了。到天黑,也没有找到。那人让咏业吃了饭后,第二天起来又接着走。一直走了一个月,走到了一个大山里的一户人家,说:“你妈妈在里边,你进去吧。”

她进去以后,没有找到妈妈,但是那个人已经溜走了。后来,她就成了那家的童养媳。长大后,结了婚,一直想念老家。但山高路远,她也记不清老家在什么地方。直到有一天货郎赵登云来这儿卖东西,赵登云是泽州县人,别人听不大懂赵登云的口音,唯有她听起来毫无障碍。一打听,才知道这货郎居然还认识杨奉业。经过这么多战乱,杨奉业一家还有人。她于是马上随着公公和丈夫跟着赵登云赶过来了。

他们三人在杨家住了十来天,杨咏业惦记家里的三个孩子,要回家去。杨奉业一路将杨咏业送了回去,也算是认一下妹妹家的住址。

两脚不停地沿着大路整整走了七天,又在山里走了两天,才走到。

从此,每隔一年,杨咏业总会回来住个十来天。每次来,都会带一些山里的土特产,有山药啊,红枣啊什么的。

随军南下的蒋钢铁复原回家了。据蒋钢铁说,他一直打到了武汉,还当上了营长。后来部队让就地转业。建设武汉钢铁厂,他不想留在武汉,就回了老家。

韩正兰看到蒋钢铁回来了,高兴得不得了。

蒋钢铁因为入党时间早,一回来就进入村委会,成了 支部书记。

孙英杰随着军队去了北京,转业后成了北京酱油厂的厂长。一天接到家里辗转发来的信,说父亲在土改时被打死了,母亲还隔三差五被批斗。读罢信,孙英杰大惊失色,马上带着单位介绍信回到泽州县。找到农会,说自己以前是地下党,现在是革命军人,家里应该按军属对待。

农会看了介绍信后,就把周玉玲从黑名单上拿掉了。而人死不能复生,孙英杰给父亲上坟后,也只好默默地接受了父亲去世的现实。

忙完了家里的事情,孙英杰就去山河镇拜访姨妈和姨父。周玉珍看见孙英杰来了,非常高兴,赶紧去割了半斤肉回来招待。

孙英杰见到周玉珍和杨奉业后,说了一下在北京的情况,就问杨奉业,“姨父,你能写会算,跟我去北京吧。我现在厂子里缺个好会计。”

杨奉业听了,说,“咱们老家不比北京差。现在不打仗了,在家里种地就有收获。”说着,去拿了几个红薯过来,笑得合不拢嘴地说,“你看这红薯,一个个长得像大萝卜似的,我哪舍得背井离乡,去遥远的北京?”

周玉珍也说,“你姨父这个人漂泊了一辈子,现在哪都不想去了。”

孙英杰见话说到这里,只好打消了请杨奉业去北京当会计的念头。

山河镇搞新生活运动,要破除旧思想,迎接新社会。

迎接新社会的一项举措就是扫盲,杨奉业就被聘成了扫盲教员。他读了多年书,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,很是激动。

而破除旧思想的一项举措就是和尚还俗。

钱连喜住在关帝庙里,一心记着师父的话,想将莒山蔺相如庙再修起来。

眼见社会稳定,国富民安,钱连喜就去找村委会谈论修庙的问题。

谁知,在村委会里,蒋钢铁和党员们正在讨论破除封建迷信的问题。

现在,村西的关帝庙里有一个和尚,村南的水东庵里有一个尼姑。这两个人的封建迷信问题,已经引起了县里的关注,要求尽快解决。

看到钱连喜进来,卫昆玉灵机一动,想出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来。就问:“和尚,我问你,想不想女人?”

听到这里,钱连喜连忙说:“阿弥陀佛,出家人要戒淫戒色,如何能想女人?罪过罪过。”

听钱连喜这么说,蒋钢铁就道:“和尚,我就不信你见了女人不心动。”

说完,不由钱连喜分辩,村委会当场就和几个民兵押着钱连喜去了水东庵。

到了水东庵,尼姑吴生英打开了门,让大家进来。几个人不由分说,就将钱连喜与吴生英的脸挤在了一起,说:“亲个嘴儿。”

两人被人压着脑袋亲了嘴后,众人说“你们俩亲过嘴了,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”

于是将和尚与尼姑锁在一个屋子里,门口站了两个民兵放哨。说:“结婚就放你们出来,不结婚你们就别想出来。”

钱连喜被困在屋子里,没处可去,只好盘腿坐在地上,不停地口念佛号。吴生英则坐在床上,闭着嘴不说话。

天黑了,吴生英嫌冷,就钻到了被子里。

夜深了,钱连喜在地上坐着,冻得直打颤,连佛号都念不清了。

吴生英说:“这么冷的天,不要把身体冻坏了。我们一人一头,在被子里暖暖吧。”

钱连喜也冻得实在受不了了,就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。一不小心碰到了吴生英的身子,钱连喜如雷击一般,顿时遍体酥了。

吴生英也愣了愣,就紧紧地抱住了钱连喜。在这寒冷的漫漫长夜,两人一下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。

第二天一早,钱连喜宣布说:“我们结婚了。”

结婚后,钱连喜就搬到了水东庵,这样关帝庙就又空了下来。过了一年,尼姑吴生英就生了个女儿,取名钱念慈,取意念念不忘出家人慈悲为怀。

别人家在外当兵的都有了消息,如冯保山成了首都钢铁厂的工人,郑文泉进入了上海棉纺厂当工人,卫含宝在郑州农机厂当了工人。唯有赵登云的儿子赵扁担是石沉大海,音讯全无。

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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