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二回 废除科举

上回书说到,卫邦达急匆匆地从周绍诚旁边走了过去。

你道卫邦达干什么去了?原来他是赌博去了。

这几年,卫邦达手气很差,输了不少银子。而前两天,他却在王春喜的赌场赢了一笔,因此,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带上银子,急匆匆赌博去了。

王春喜一看卫邦达来了,就赶快请了进去。

杨继廷自从几年前在赌场赢了卫邦达后,也成了赌场的常客。不过不幸的是,手气再也没有第一次那么好过。尤其是几天前,他还输了一大笔银子给卫邦达。

这天他见卫邦达又来了,心里踌躇了半天,后来想着兜里银子少,就决定今天以看为主。

而卫邦达手气却没有前几天好,不一会儿就输了一百两银子。

只听卫邦达说:“再加一百两” 。

众人齐说:“公子好气魄。”

卫邦达也瞥了众人一眼,但嘴上什么也没说。

一轮下来,卫邦达又将一百两输了个精光。

只见卫邦达眼睛眨都不眨,说:“再加一百两”。

杨继廷看见卫邦达这样,不仅后悔自己今天带的银子少,要不也下去赌一把。

卫邦达出身书香门第,按理说应该是知书达理之人。家里从小就顾了好几个老师来培养他。可谁知,他从小就迷恋上了赌博。

在父亲活着时,卫邦达只敢小赌,反正家业大,输的不过是九牛一毛。父亲呢,不知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呢,还是真的不知道,反正是从来没有过问过。

父亲死了。家业落到了卫邦达的手里,这赌起来可就大了。每次进赌场,非带一斗元宝不可。

有人劝卫邦达不能这么赌,说,这么下去,别说金库银库,就是金山银山,也会败光。

可是卫邦达说他在广州的时候,听洋人说过概率论。从概率的角度来分析,每一局输和赢的概率是一样的。还举了两点理由。

第一、如果只是输的话,那就没人来赌了。可是,赌场里始终有人,说明不可能只是输。

第二、如果只是赢的话,那别人就只是输,同样这赌博游戏没法进行下去。

所以,赌博必定是有输有赢,输和赢的概率一样。

劝的人听到这里,早已经张口结舌,不知所云了。因为概率论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

卫邦达用眼睛扫了一眼这个劝的人,想着:“连概率都不懂,还敢来劝我?”

于是接着说:“既然每一局输和赢的概率一样。那么输家和赢家比的是什么呢,比的就是谁的钱多。钱多的人有翻本的机会,不会白输。钱少的人没有翻本的机会,输了就白输了。终究下来,是钱多的人赢,这也是我为什么每次赌博都要带够赌资的原因。”

话说到这里,就没人敢再劝了。

卫邦达每次赌博都带一斗元宝,不幸的是,每次都将这一斗元宝输得精光。

有人劝卫邦达实在是不能再赌了,但卫邦达不仅不为所动,还铮铮有词地说:“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,一直输也并不奇怪。”

因为卫邦达赢得少,输得多,偌大的家业,就这么被卫邦达三下五除二折腾没了。

看到这一幕,有人说卫邦达傻,有人说是迂,还有人说卫太师当年做过缺德事儿,卫邦达是专门投胎来报复的。

不过,后来,连劝的人都没有了。

话说,卫邦达输了以后,还想再加一百两。 谁知管家说,只剩七十两了。

卫邦达想了想,恨恨地咬了一下嘴唇,举起头问:“谁借我一千两银子,明天加倍还他。”

话说自从褚景德中进士走了后,郑次枫就也不上学了。郑占元见儿子和褚景德一起读了这么多年书,连个秀才都没考中,知道不是读书的料,也就由着他了。

郑次枫于是就整天在赌场里混。

他听到卫邦达说要借千两银子,明日加倍还。当下站起来,跑回家拎过来了一千两银子。和卫邦达约定明天还两千两,签字画押后,就把银子转给了卫邦达。

谁知,几局下来,卫邦达又将这一千两银子输了个精光。

这一幕,将杨继廷看得目瞪口呆。杨继廷想,卫邦达号称是给别人送银子的财神爷,真是名不虚传。可惜今天没带银子,要不我也把前几天输的银两翻回来。

第二天,杨继廷瞒着家里人,带了一百两银子,想来看看卫邦达在不在。在赌场里溜达了半天,也没看到卫邦达。

郑次枫也在找卫邦达,对杨继廷说“说好了今天会来的。”

杨继廷听了这话,就耐着性子在赌场等。

有人看见了杨继廷,就邀请杨继廷进去赌:“杨大哥,你站在那儿干啥?快请坐。”

杨继廷说:“我今天只是来看看,不是来赌的。”

那人说:“看着你腰包鼓鼓,明明是带着货进来的,怎么又说不赌了?”

杨继廷听这么一说,就有点不好意思,于是又坐了进去。

郑次枫左等右等,没有等到卫邦达,心里惦记着那翻番的银子,就骑着马去卫府。

卫邦达出来相见,说:“谁想到家里一分钱都没了。真是活见鬼。以前成箱成箱的元宝都到哪里去了?”

郑次枫心里暗暗地想:“像你这么输,就是金山银山也输不起啊。”

但嘴上却说:“这么点小钱哪能入您老的法眼?您的一根小指头,比我们大腿还粗。您昨天说加倍还,可不能赖账。”

卫邦达说:“你这说得叫什么话?我是那样的人吗?我们卫家没有那种人。”

卫邦达叹了口气,又想了想,说“要不这样吧。我把女儿嫁给你,抵你那两千两银子怎么样?我再陪五百两银子的嫁妆。”

郑次枫想:“两千两银子,扣除五百两嫁妆,就是说你这女儿值一千五百两。看你一个破落户,一个女儿哪值得了这么多银子?”

又盘算着:“其实我不过是借给他一千两银子而已。难得的是他不赖账。如果赖账的话,我这银子不就打了水漂?这么算下来,他女儿不过值五百两而已。凭她家的身世,倒是也值这个价格。”

郑次枫这么盘算已定,就说:“婚姻大事,我不敢自己做主,得回去和我爸爸商量一下。”

卫邦达说:“你回去后,商量好了,来找我。”

郑次枫就回去和郑占元商量,郑占元得知是卫家的二小姐,就同意了。

卫邦达的二女儿卫广悦自从姐姐出嫁后,就也盼望着自己有朝一日能风风光光地嫁出去。只是没想到,说嫁就嫁了。但是婚姻是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也不好问什么。况且父亲说:“嫁的是一个大户人家,过去是当太太的。”也就没有什么可说了。

卫邦达将二女儿卫广悦嫁给郑次枫,也是看到了郑家的经济实力。女儿嫁过去,应该不会受罪。

于是,卫广悦就嫁给了郑次枫。

与姐姐卫广丽风风光光的三百个箱子不同,卫广悦的嫁妆,也就十个箱子。

很多人见过卫广丽出嫁的,就说,这卫邦达真是看人下菜。大女儿嫁的是大户人家,就赔了三百个箱子。二女儿嫁了小户人家,就只陪了十个箱子。

郑次枫结婚那天,杨继廷去帮忙。回到家后,看见李友慧正在吐酸水,原来是怀孕了。

过了几天,杨继廷带着李友慧回娘家通知怀孕的事。李友泽听了,说,“我也正想去跟你说呢,我老婆也怀孕了”。

两家同时怀孕了,都很高兴,遂当场指腹为约。如果都生的是男孩就结为兄弟,世代来往。如果一男一女,就配成婚姻,亲上加亲。

十月怀胎,一朝分娩。

不久,杨家生了个男孩,杨继廷给儿子取名杨奉业。

李家生了个女孩,李友泽给女儿取名李永贞。

按照事先约定,两家交换了生辰八字,订了婚姻。

杨继廷掰着指头一算,时间过得可真快。从庚子年拳变、辛丑年赔款、壬寅年谈婚、癸卯年娶亲、过了甲辰年,转眼就到了乙巳年,就有了儿子。

这一晃而过的六年,仿佛做梦一般。而这六年中,对杨继廷触动最大的是陈崇儒因为钱进朝的一句话,就被从牢里放了出来。当时他就下定决心,如果日后有了儿子,就要让儿子好好学习,长大后当大官,封妻荫子,耀祖光宗。

现在杨奉业出生了,杨继廷就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,开始好好教育儿子。

他自己祖传是习武的,并且也听说过父亲杨天健和舅舅陈崇儒就文武而争辩的故事。

姑且不论当初二人谁输谁赢。在杨继廷看来,武不如文。

首先,“文无第一、武无第二”,学文,只要差不多点就可以出人头地了。而学武,那非得打败所有人才能出人头地,这个难度是很高的。

其次,学武的风险远大于学文。学好了武,以后是要上战场打仗的,是可能掉脑袋的事。而学好了文,是在官衙里坐着的,还有人伺候着。

第三,学武的年轻时候厉害,越老越不厉害。随着年老体衰,一个武功高强的老人可能还打不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后生。而学文,则是越来越厉害。哪怕一开始只是个小官,也能慢慢熬成大官。

因为这三点,杨继廷遂决定让杨奉业一心学文。

看官,看到杨继廷执着让杨奉业学文,小子不由叹曰:

学文也好武亦好,但凭天分任意挑。

看到天阴学做伞,谁料骄阳似火烧。

杨继廷刚下定决心要让儿子长大后学文,朝廷就废除了科举。

看官,你道朝廷为什么废除了科举?

原来,西学东渐,中国要想赶上西方,就得兴办西式学堂,学习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科学技术,大量培养现代人才。而科举只是四书五经,每年不过取三百名进士。故科举制度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。

可是该不该贸然废除呢?

小子认为,科举绝不可贸然废除。那久病之人,中医讲究的是调理,最忌开猛药大补。大清立国二百余年,到此已像那久病之人,如果慢慢调理,方法对头,或可慢慢康复。可惜,到此时,朝廷已是乱了阵脚,成了急病乱投医。找到的一副补药就是废除科举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,病人经这么一大补,也就一命呜呼了。

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呢,大清此时就好似一个全身器官衰竭的病人。肾也衰竭,胃也衰竭,肝也衰竭,没有一个健康的。长此发展下去,肯定要呜呼哀哉。如果想康复,只能换器官。但是,器官岂是可以马马虎虎换的?就拿这换肾来说,首先得找到合适的肾源。第二呢,得将病人的生理调节到最佳的地步。第三,换了后,还有临床观察,看有没有排异反应。这么多步骤做完了,也不能保证一定就好,什么伤风感冒的都得小心避免。

大清现在就是这么个病人。有人说,肾衰竭了。于是,二话不说,咔嚓一声就把肾割了。有肾变成了没肾。你说,有个肾,哪怕是个病肾,也可以撑一段时间,并非说死就死的。而没肾呢,这人就非死不可了。还没有找到肾源,就把肾割了。割肾后,于是就加紧找肾源,可是,肾源岂是说找就能找到的?即使找到了,匹配不匹配还两说呢。

科举制度就是这个被割掉的病肾。

实事求是地说,科举制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。但哪怕它有一万个不是,它还是有一些好处的。至少,起到了扫盲的作用。一道圣旨下来,科举制度被贸然废除。但又没有新学堂来代替,导致很多地方既无新学堂,也无旧学堂,很多孩童就无学可上,成了文盲,这不能不说是几千年来中国最大的一次文化断层。因为在此以前,虽然有时候也常常不举行科举,但往往是战乱时期。老百姓都相信一旦稳定下来,科举肯定是会恢复的,所以还是会让小孩读书的,学堂也从来没有在中国全面废除过。

在清政府的和平统治时期,旧学堂被全面废除。这种废除由朝廷圣旨发出,并有新学堂作为反衬,无疑是一种全面地、真正的废除。但是,新学堂在中国的普及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前,一些省会城市就有了新学堂。但在废除科举制度很多年后,新学堂还尚未在州县普及,这与以前村村有旧学堂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地域辽阔的中国,成了文化沙漠。废除科举,不仅没有快速提高国人的现代素质,反而让很多人变成了文盲,连字都不认识了。虽然随着时间的发展,新学堂越来越多,但很多人还是被耽误了。况且,新学堂的数量短时间内很难上去,要想上学,莫不是动辄到几十里之外的地方读书。教育成本比就近读书增加了十倍不止。这种成本,绝非普通民众可以承受。这样好多人就放弃了读书的希望,教育也从日用品变成了奢侈品。

没有科举了,很多人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目标,感觉被朝廷抛弃了,也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。

如果说慈禧对戊戌变法的镇压使维新派丧失希望的话,那么对科举制的贸然废除则使天下的读书人失去了希望。相对于戊戌变法来说,废除科举制的影响无疑更大,因为牵涉的人口更广。镇压戊戌变法牵涉的是占人口比例很少的新式知识分子,废除科举制则牵涉的是占全国人口比重很大的旧式知识分子,包括士人、官员、乡绅等,影响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。当这么多人看不到出路后,这个朝廷也就完了。果不其然,在废除科举制后的短短五年,清政府不仅没有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,反而被几乎兵不血刃地推翻了。

从镇压戊戌变法和废除科举制来说,清政府可以说是进退失据。戊戌变法是应该推进的,但是被镇压了。科举制是不应该被贸然废除的,结果被贸然废除了。

如果可以回头再来的话,我想清政府一定会更加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。例如,可以在旧学堂的基础上增加新课程,可以逐渐增加新课程的比重,可以将所有课程纳入考试的范围,考试优异者可以进入各地的大学堂。大学堂的毕业生可以当官、也可以当老师、也可以成为各行各业的人才。甚至可以暂且实行双轨制,在新学堂成立以前,旧学堂也可以存在,使小孩有学可上,不至于变成文盲。如果这样的话,就不会让千家万户失去希望,清朝也就不会那么快灭亡。当然,这些都是后话,因为,现在的高考制度、公务员考试制度、以及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的考试制度,就是科举制度的翻版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科举制度其实并没有被真正废除。

科举制度,或者说考试制度,以及推而广之的教育制度,经过几千年的发展,成了中国人血液的一部分,成了中国人家国体系的重要纽带,只可善加利用,而不可贸然废除。

各位看官,行文至此,我们不妨对这一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做一下总结。

科举制度是通过一层层的考试来选拔人才的,最顶端的是进士,最底端的是童生。

童生参加县试,通过后仍叫童生,可参加府试。

童生参加府试,通过后仍叫童生,可参加院试。

童生参加院试,通过后成为生员,俗称秀才。

秀才参加乡试,通过后成为举人。举人第一名为解元。

举人参加会试,通过后成为贡士。贡士第一名为会元。

贡士参加殿试,通过后成为进士。进士第一名为状元。

如果能连中解元、会元、状元的,则称为连中三元。 中国一千多年科举史,只有十多人连中三元。大概一百年能出一个,名副其实的凤毛麟角。

实际上别说考中状元,就是考中进士的难度都很大。因为,一次科考只有区区300人能中进士。

这是什么概念呢?在公元2000年,中国高校招收了200万大学生,10万硕士生,2万博士生。招生人数最少的博士生虽然只有2万,但比300还是要大很多。

因为中进士的人数很少,所以中进士跟摸大奖差不多。这么多学子里边只有区区300个能考中,其他人都得回家复习,等待三年后再来考试。

而科举制度的可恶之处就是因为这区区三百个名额,吸引了无数国人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。而只有中了进士,才有了正式名分,才可以当官。中不了进士,就没有正式的名分,就不能工作,就不能当官。运气好的,可以当个幕僚。运气不好的,只能当个先生。

所以如果类比的话,会试就相当于高考。通过了高考,就成了大学生,可以随便找工作。通不过高考,就是高中生,很多工作就没法申请,为了上大学,就得继续复习。

同理,通过了会试,就肯定会成为进士,就可以当官。通不过会试,就还是举人,就不能当官,就得接着考。

与高考一年一次不一样的是,会试是三年才有一次。于是,很多人就在三年复三年中耗尽了光阴。

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口素质,而科举就完全是折磨人了。你说考不中吧,每三年也要招300人。你说考得中吧,这个概率也太低了。

而科举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指挥棒,考的全是阐述四书五经的八股文。虽然有人喜欢多读书,知识面宽。但也有人就只读四书五经九本书,读好了,也一样中进士,至于是否有经天纬地之才、经世济民之学,则根本不重要。

这样,科举制度虽然是一种选拔制度,却并不着眼于人才素质的培养,甚至根本就与人才无关。很多进士孤陋寡闻的大有人在。

但你也不能说这些人笨,能从人堆里挤出来,肯定有一定的长处。比如,苏轼不仅字好,而且文章好。而范进中举的坚持不懈精神,也非一般人可比。而在中了进士后,就有了人脉,有了干事业的平台,比如王安石,在中了进士后,成为宰相,实行了变法。

但是科举制度的确让很多人一辈子浪费在了四书五经上。这种对人才的极大浪费,无疑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。

科举制度这么坏,为什么就一直在中国存在呢?事实上,这也是符合当时情况的。

科举制度虽然有许多缺点,但是比起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,已经是很大的进步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,平民和贵族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。既改变了贵族不思进取,只吃祖宗饭的局面。也笼络了平民,使平民看到了向上的希望。

唐太宗就说得一针见血。面对新科进士从端门鱼贯而入,唐太宗高兴地说:“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!”这意思就是,天下的英雄好汉都入了我的圈套了。用几个进士的位置吊着你们的胃口,我大唐就江山永固了。

法国的伏尔泰虽然对基督教大加挞伐,却认为中国的孔子是真正的哲学家。伏尔泰非常欣赏儒家思想的以理服人,不像基督教那样,是靠宗教狂热和个人崇拜。他认为通过儒家思想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是最完美的政治体制。因为即使是普通人,通过科举也可以晋升为统治阶层。伏尔泰一生,多次以中国为例,说明杰出的文明并不仅仅存在于欧洲,并以中国的平民制度为例来猛烈地批判欧洲的奴隶制度。

有趣的是,可能是出于家花不如野花香的心理吧,近代中国人对孔子大加挞伐,对伏尔泰却大加推崇。殊不知,伏尔泰推崇的正是孔子。

当然,科举制度的缺陷是全国的读书人来争300个名额。考中的机会很小,但还让你欲罢不能,

那有人问,为什么不能增加一些名额呢?

增加了。人往哪里放?在古代社会,是个官民二元结构。考中进士以后,只能当官,没有别的选择。比如,不能当电脑工程师,不能当化学家,也不能当法语文学教授。因为没有这么多行业。

而在古代,是不需要这么多官的。因为官是不干活的,是管人的,是社会的食利阶层。官多了,老百姓的负担就大。对此,白居易就有深刻的认识。何以见得?有诗为证。

《观刈麦》(唐)白居易

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,

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

妇姑荷箪食,童稚携壶浆,

相随饷田去,丁壮在南冈。

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,

力尽不知热,但惜夏日长。

复有贫妇人,抱子在其旁,

右手秉遗穗,左臂悬敝筐。

听其相顾言,闻者为悲伤,

家田输税尽,拾此充饥肠。

今我何功德,曾不事农桑,

吏禄三百石,岁晏有余粮。

念此私自愧,尽日不能忘。

在诗中,白居易提到老百姓一年四季忙碌,结果还是被赋税搜刮得家无余粮。而自己只是一个小官,不怎么劳碌,一年就有三百石俸禄,到年底还有结余。想到老百姓的艰辛和自己的不劳而获,白居易心里有愧。

知道了官的俸禄来自于百姓的赋税。现在我们可以计算一下,每科取300个进士多不多?

中国按3000个县来计算,需要3000个县官。县官,俗称七品芝麻官,是中国最小的官。因为皇权是不下县的。

按300个府来算,就是300个府官,按30个省来算,就是30个巡抚。这些是地方官,共3330个。考虑到会漏掉一些官,按4000个算。

京官包括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六部,每部按50人来算,共300人。再加上其他的官如宰相、阁老等,按1000个来算。

所以中国共需要5000个官。这5000个官,大约有一半是通过世袭、军功、或者纳捐上来的。所以留给进士的不过2500个职位。

每次录取300个,考9次就是2700个,比2500个还多。即27年的科考就够了。考虑到官员的退休和非正常死亡,可能一个人的平均服务年限也就是25年。所以,三年一考,每次录取300个进士大致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,多录取就是增加人民负担。

在宋理宗时,为了减轻百姓负担,就将每年录取的进士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。

实际上,就是考中进士,也不是就能保证当官。中了进士,就入了翰林,可以成为编修。编修离真正的官还差一大截。《儒林外史》中,就描写了鲁编修中进士后,多年没有等到实缺,又主动告老回家的事情。鲁编修说:“做穷翰林的人,只望着几回差事。现今肥美的差,都被别人钻谋去了,我白白坐在京里,赔钱度日。思量不如告假返舍,料理些家务,再作道理”。在这鲁编修的心里,估计也是进士太多了,才导致中了进士后无官可做。

运气好点的,要想当官,也先要候补。例如,候补知县。等前一个知县离任了,才可以成为正式的知县。褚景德,在十年寒窗中进士后,就是被朝廷任命为山东省招远县候补知县。

通过以上各种分析,应该明白了不能录取很多进士的缘故,因为既用不着,也养不起。

还有人问,那么衙役算官吗?

衙役是不算官的,衙役算吏。官是领导者,吏是办具体事物的。官是流动的,而吏一般由当地人担任。官吃的是朝廷俸禄,吏的薪水来自于地方财政。

那有人会问,为什么不多招收一些进士去当吏呢?这是因为吏的工作大多与四书五经无关。比如捕盗,需要武艺高强,不是读四书五经的人能干的活儿。比如打更,要每天晚上出来活动,需要不辞辛劳。另外,由当地人担任,不仅熟悉当地情况,而且节约了差旅费。

所以,科举制度虽然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,但的确又适合古代社会的需要,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。

废除了科举制度,朝廷让学童们上新式学堂。杨继廷不知新式学堂为何物,于是就去问陈崇儒。

陈崇儒对杨继廷说,“在日本留学的周盛东,当年在太原上的山西武备学堂就是新式学堂。”

杨继廷听到新式学堂远在太原,不仅摇头。又听陈崇儒说即使上了新式学堂,并不能当官,更是大失所望。

而此时的周盛东,正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,期望能使中国国富兵强。

一天,周盛东接到家里来信,说妻子十月怀胎,生下了儿子周玉中,很是高兴。于是,提笔回信给妻子要好好抚养儿子。

在日本振武学校的留学生中,周盛东与老乡阎锡山一开始关系最为要好,结果后来却变得势同水火。

原因是,孙中山经常来学校演讲。阎锡山在听了几次孙中山的演讲后,非常赞同孙中山的观点,就加入了同盟会,立志要推翻满清。

周盛东虽然在刚来日本时也听过一次孙中山的演讲,却再也没去听过第二次。他想,“朝廷派我们来留学,是让我们学成后报效的。孙中山这是教人造反啊!”

对于孙中山的排满思想,周盛东颇不认同。在他看来,满清统治中国二百余年,早已与汉人融为一体。在明末排满,可以理解。现在排满,则无异于自断手足。就连那英国王室,也是从法国诺曼底过去的外来政权,但从来没听说英国人要推翻英国王室这个外来政权。

包括日本天皇,也有传说是中国徐福的后代,而日本人是从来不会排斥天皇的。

周盛东在日本这几年,对日本社会也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他认为中国要想强大,非像日本这样实行君主立宪不可,而孙中山那一套民主共和制度,并不适合中国社会。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有君主的,而中国人也离不开君主。

因为君主立宪有君主,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。而共和制没有君主,很难被中国人接受。

相比于孙中山,周盛东更喜欢听梁启超的演讲。

梁启超说,“中国戊戌变法功亏一篑,全是慈禧太后这个老顽固的缘故。只要慈禧太后一死,皇权回归光绪帝,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就易如反掌,国家指日即可富强。”这一点,周盛东完全赞同。

周盛东下定决心,只要慈禧太后一死,就马上归国去报效朝廷。

有一天,阎锡山对周盛东说“慈禧太后死了”。他兴奋地跳了起来,脑袋里马上就有了回国的冲动。

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发表回复

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