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回书说到，卫邦达急匆匆地从周绍诚旁边走了过去。
你道卫邦达干什么去了？原来他是赌博去了。
这几年，卫邦达手气很差，输了不少银子。而前两天，他却在王春喜的赌场赢了一笔，因此，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带上银子，急匆匆赌博去了。
王春喜一看卫邦达来了，就赶快请了进去。
杨继廷自从几年前在赌场赢了卫邦达后，也成了赌场的常客。不过不幸的是，手气再也没有第一次那么好过。尤其是几天前，他还输了一大笔银子给卫邦达。
这天他见卫邦达又来了，心里踌躇了半天，后来想着兜里银子少，就决定今天以看为主。
而卫邦达手气却没有前几天好，不一会儿就输了一百两银子。
只听卫邦达说：“再加一百两” 。
众人齐说：“公子好气魄。”
卫邦达也瞥了众人一眼，但嘴上什么也没说。
一轮下来，卫邦达又将一百两输了个精光。
只见卫邦达眼睛眨都不眨，说：“再加一百两”。
杨继廷看见卫邦达这样，不仅后悔自己今天带的银子少，要不也下去赌一把。
卫邦达出身书香门第，按理说应该是知书达理之人。家里从小就顾了好几个老师来培养他。可谁知，他从小就迷恋上了赌博。
在父亲活着时，卫邦达只敢小赌，反正家业大，输的不过是九牛一毛。父亲呢，不知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呢，还是真的不知道，反正是从来没有过问过。
父亲死了。家业落到了卫邦达的手里，这赌起来可就大了。每次进赌场，非带一斗元宝不可。
有人劝卫邦达不能这么赌，说，这么下去，别说金库银库，就是金山银山，也会败光。
可是卫邦达说他在广州的时候，听洋人说过概率论。从概率的角度来分析，每一局输和赢的概率是一样的。还举了两点理由。
第一、如果只是输的话，那就没人来赌了。可是，赌场里始终有人，说明不可能只是输。
第二、如果只是赢的话，那别人就只是输，同样这赌博游戏没法进行下去。
所以，赌博必定是有输有赢，输和赢的概率一样。
劝的人听到这里，早已经张口结舌，不知所云了。因为概率论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
卫邦达用眼睛扫了一眼这个劝的人，想着：“连概率都不懂，还敢来劝我？”
于是接着说：“既然每一局输和赢的概率一样。那么输家和赢家比的是什么呢，比的就是谁的钱多。钱多的人有翻本的机会，不会白输。钱少的人没有翻本的机会，输了就白输了。终究下来，是钱多的人赢，这也是我为什么每次赌博都要带够赌资的原因。”
话说到这里，就没人敢再劝了。
卫邦达每次赌博都带一斗元宝，不幸的是，每次都将这一斗元宝输得精光。
有人劝卫邦达实在是不能再赌了，但卫邦达不仅不为所动，还铮铮有词地说：“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，一直输也并不奇怪。”
因为卫邦达赢得少，输得多，偌大的家业，就这么被卫邦达三下五除二折腾没了。
看到这一幕，有人说卫邦达傻，有人说是迂，还有人说卫太师当年做过缺德事儿，卫邦达是专门投胎来报复的。
不过，后来，连劝的人都没有了。
话说，卫邦达输了以后，还想再加一百两。 谁知管家说，只剩七十两了。
卫邦达想了想，恨恨地咬了一下嘴唇，举起头问：“谁借我一千两银子，明天加倍还他。”
话说自从褚景德中进士走了后，郑次枫就也不上学了。郑占元见儿子和褚景德一起读了这么多年书，连个秀才都没考中，知道不是读书的料，也就由着他了。
郑次枫于是就整天在赌场里混。
他听到卫邦达说要借千两银子，明日加倍还。当下站起来，跑回家拎过来了一千两银子。和卫邦达约定明天还两千两，签字画押后，就把银子转给了卫邦达。
谁知，几局下来，卫邦达又将这一千两银子输了个精光。
这一幕，将杨继廷看得目瞪口呆。杨继廷想，卫邦达号称是给别人送银子的财神爷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可惜今天没带银子，要不我也把前几天输的银两翻回来。
第二天，杨继廷瞒着家里人，带了一百两银子，想来看看卫邦达在不在。在赌场里溜达了半天，也没看到卫邦达。
郑次枫也在找卫邦达，对杨继廷说“说好了今天会来的。”
杨继廷听了这话，就耐着性子在赌场等。
有人看见了杨继廷，就邀请杨继廷进去赌：“杨大哥，你站在那儿干啥？快请坐。”
杨继廷说：“我今天只是来看看，不是来赌的。”
那人说：“看着你腰包鼓鼓，明明是带着货进来的，怎么又说不赌了？”
杨继廷听这么一说，就有点不好意思，于是又坐了进去。
郑次枫左等右等，没有等到卫邦达，心里惦记着那翻番的银子，就骑着马去卫府。
卫邦达出来相见，说：“谁想到家里一分钱都没了。真是活见鬼。以前成箱成箱的元宝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郑次枫心里暗暗地想：“像你这么输，就是金山银山也输不起啊。”
但嘴上却说：“这么点小钱哪能入您老的法眼？您的一根小指头，比我们大腿还粗。您昨天说加倍还，可不能赖账。”
卫邦达说：“你这说得叫什么话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们卫家没有那种人。”
卫邦达叹了口气，又想了想，说“要不这样吧。我把女儿嫁给你，抵你那两千两银子怎么样？我再陪五百两银子的嫁妆。”
郑次枫想：“两千两银子，扣除五百两嫁妆，就是说你这女儿值一千五百两。看你一个破落户，一个女儿哪值得了这么多银子？”
又盘算着：“其实我不过是借给他一千两银子而已。难得的是他不赖账。如果赖账的话，我这银子不就打了水漂？这么算下来，他女儿不过值五百两而已。凭她家的身世，倒是也值这个价格。”
郑次枫这么盘算已定，就说：“婚姻大事，我不敢自己做主，得回去和我爸爸商量一下。”
卫邦达说：“你回去后，商量好了，来找我。”
郑次枫就回去和郑占元商量，郑占元得知是卫家的二小姐，就同意了。
卫邦达的二女儿卫广悦自从姐姐出嫁后，就也盼望着自己有朝一日能风风光光地嫁出去。只是没想到，说嫁就嫁了。但是婚姻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也不好问什么。况且父亲说：“嫁的是一个大户人家，过去是当太太的。”也就没有什么可说了。
卫邦达将二女儿卫广悦嫁给郑次枫，也是看到了郑家的经济实力。女儿嫁过去，应该不会受罪。
于是，卫广悦就嫁给了郑次枫。
与姐姐卫广丽风风光光的三百个箱子不同，卫广悦的嫁妆，也就十个箱子。
很多人见过卫广丽出嫁的，就说，这卫邦达真是看人下菜。大女儿嫁的是大户人家，就赔了三百个箱子。二女儿嫁了小户人家，就只陪了十个箱子。
郑次枫结婚那天，杨继廷去帮忙。回到家后，看见李友慧正在吐酸水，原来是怀孕了。
过了几天，杨继廷带着李友慧回娘家通知怀孕的事。李友泽听了，说，“我也正想去跟你说呢，我老婆也怀孕了”。
两家同时怀孕了，都很高兴，遂当场指腹为约。如果都生的是男孩就结为兄弟，世代来往。如果一男一女，就配成婚姻，亲上加亲。
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
不久，杨家生了个男孩，杨继廷给儿子取名杨奉业。
李家生了个女孩，李友泽给女儿取名李永贞。
按照事先约定，两家交换了生辰八字，订了婚姻。
杨继廷掰着指头一算，时间过得可真快。从庚子年拳变、辛丑年赔款、壬寅年谈婚、癸卯年娶亲、过了甲辰年，转眼就到了乙巳年，就有了儿子。
这一晃而过的六年，仿佛做梦一般。而这六年中，对杨继廷触动最大的是陈崇儒因为钱进朝的一句话，就被从牢里放了出来。当时他就下定决心，如果日后有了儿子，就要让儿子好好学习，长大后当大官，封妻荫子，耀祖光宗。
现在杨奉业出生了，杨继廷就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，开始好好教育儿子。
他自己祖传是习武的，并且也听说过父亲杨天健和舅舅陈崇儒就文武而争辩的故事。
姑且不论当初二人谁输谁赢。在杨继廷看来，武不如文。
首先，“文无第一、武无第二”，学文，只要差不多点就可以出人头地了。而学武，那非得打败所有人才能出人头地，这个难度是很高的。
其次，学武的风险远大于学文。学好了武，以后是要上战场打仗的，是可能掉脑袋的事。而学好了文，是在官衙里坐着的，还有人伺候着。
第三，学武的年轻时候厉害，越老越不厉害。随着年老体衰，一个武功高强的老人可能还打不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后生。而学文，则是越来越厉害。哪怕一开始只是个小官，也能慢慢熬成大官。
因为这三点，杨继廷遂决定让杨奉业一心学文。
看官，看到杨继廷执着让杨奉业学文，小子不由叹曰：
学文也好武亦好，但凭天分任意挑。
看到天阴学做伞，谁料骄阳似火烧。
杨继廷刚下定决心要让儿子长大后学文，朝廷就废除了科举。
看官，你道朝廷为什么废除了科举？
原来，西学东渐，中国要想赶上西方，就得兴办西式学堂，学习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科学技术，大量培养现代人才。而科举只是四书五经，每年不过取三百名进士。故科举制度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。
可是该不该贸然废除呢？
小子认为，科举绝不可贸然废除。那久病之人，中医讲究的是调理，最忌开猛药大补。大清立国二百余年，到此已像那久病之人，如果慢慢调理，方法对头，或可慢慢康复。可惜，到此时，朝廷已是乱了阵脚，成了急病乱投医。找到的一副补药就是废除科举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病人经这么一大补，也就一命呜呼了。
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呢，大清此时就好似一个全身器官衰竭的病人。肾也衰竭，胃也衰竭，肝也衰竭，没有一个健康的。长此发展下去，肯定要呜呼哀哉。如果想康复，只能换器官。但是，器官岂是可以马马虎虎换的？就拿这换肾来说，首先得找到合适的肾源。第二呢，得将病人的生理调节到最佳的地步。第三，换了后，还有临床观察，看有没有排异反应。这么多步骤做完了，也不能保证一定就好，什么伤风感冒的都得小心避免。
大清现在就是这么个病人。有人说，肾衰竭了。于是，二话不说，咔嚓一声就把肾割了。有肾变成了没肾。你说，有个肾，哪怕是个病肾，也可以撑一段时间，并非说死就死的。而没肾呢，这人就非死不可了。还没有找到肾源，就把肾割了。割肾后，于是就加紧找肾源，可是，肾源岂是说找就能找到的？即使找到了，匹配不匹配还两说呢。
科举制度就是这个被割掉的病肾。
实事求是地说，科举制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。但哪怕它有一万个不是，它还是有一些好处的。至少，起到了扫盲的作用。一道圣旨下来，科举制度被贸然废除。但又没有新学堂来代替，导致很多地方既无新学堂，也无旧学堂，很多孩童就无学可上，成了文盲，这不能不说是几千年来中国最大的一次文化断层。因为在此以前，虽然有时候也常常不举行科举，但往往是战乱时期。老百姓都相信一旦稳定下来，科举肯定是会恢复的，所以还是会让小孩读书的，学堂也从来没有在中国全面废除过。
在清政府的和平统治时期，旧学堂被全面废除。这种废除由朝廷圣旨发出，并有新学堂作为反衬，无疑是一种全面地、真正的废除。但是，新学堂在中国的普及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前，一些省会城市就有了新学堂。但在废除科举制度很多年后，新学堂还尚未在州县普及，这与以前村村有旧学堂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地域辽阔的中国，成了文化沙漠。废除科举，不仅没有快速提高国人的现代素质，反而让很多人变成了文盲，连字都不认识了。虽然随着时间的发展，新学堂越来越多，但很多人还是被耽误了。况且，新学堂的数量短时间内很难上去，要想上学，莫不是动辄到几十里之外的地方读书。教育成本比就近读书增加了十倍不止。这种成本，绝非普通民众可以承受。这样好多人就放弃了读书的希望，教育也从日用品变成了奢侈品。
没有科举了，很多人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目标，感觉被朝廷抛弃了，也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。
如果说慈禧对戊戌变法的镇压使维新派丧失希望的话，那么对科举制的贸然废除则使天下的读书人失去了希望。相对于戊戌变法来说，废除科举制的影响无疑更大，因为牵涉的人口更广。镇压戊戌变法牵涉的是占人口比例很少的新式知识分子，废除科举制则牵涉的是占全国人口比重很大的旧式知识分子，包括士人、官员、乡绅等，影响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。当这么多人看不到出路后，这个朝廷也就完了。果不其然，在废除科举制后的短短五年，清政府不仅没有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，反而被几乎兵不血刃地推翻了。
从镇压戊戌变法和废除科举制来说，清政府可以说是进退失据。戊戌变法是应该推进的，但是被镇压了。科举制是不应该被贸然废除的，结果被贸然废除了。
如果可以回头再来的话，我想清政府一定会更加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。例如，可以在旧学堂的基础上增加新课程，可以逐渐增加新课程的比重，可以将所有课程纳入考试的范围，考试优异者可以进入各地的大学堂。大学堂的毕业生可以当官、也可以当老师、也可以成为各行各业的人才。甚至可以暂且实行双轨制，在新学堂成立以前，旧学堂也可以存在，使小孩有学可上，不至于变成文盲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不会让千家万户失去希望，清朝也就不会那么快灭亡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，因为，现在的高考制度、公务员考试制度、以及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的考试制度，就是科举制度的翻版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科举制度其实并没有被真正废除。
科举制度，或者说考试制度，以及推而广之的教育制度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，成了中国人血液的一部分，成了中国人家国体系的重要纽带，只可善加利用，而不可贸然废除。
各位看官，行文至此，我们不妨对这一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做一下总结。
科举制度是通过一层层的考试来选拔人才的，最顶端的是进士，最底端的是童生。
童生参加县试，通过后仍叫童生，可参加府试。
童生参加府试，通过后仍叫童生，可参加院试。
童生参加院试，通过后成为生员，俗称秀才。
秀才参加乡试，通过后成为举人。举人第一名为解元。
举人参加会试，通过后成为贡士。贡士第一名为会元。
贡士参加殿试，通过后成为进士。进士第一名为状元。
如果能连中解元、会元、状元的，则称为连中三元。 中国一千多年科举史，只有十多人连中三元。大概一百年能出一个，名副其实的凤毛麟角。
实际上别说考中状元，就是考中进士的难度都很大。因为，一次科考只有区区300人能中进士。
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在公元2000年，中国高校招收了200万大学生，10万硕士生，2万博士生。招生人数最少的博士生虽然只有2万，但比300还是要大很多。
因为中进士的人数很少，所以中进士跟摸大奖差不多。这么多学子里边只有区区300个能考中，其他人都得回家复习，等待三年后再来考试。
而科举制度的可恶之处就是因为这区区三百个名额，吸引了无数国人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。而只有中了进士，才有了正式名分，才可以当官。中不了进士，就没有正式的名分，就不能工作，就不能当官。运气好的，可以当个幕僚。运气不好的，只能当个先生。
所以如果类比的话，会试就相当于高考。通过了高考，就成了大学生，可以随便找工作。通不过高考，就是高中生，很多工作就没法申请，为了上大学，就得继续复习。
同理，通过了会试，就肯定会成为进士，就可以当官。通不过会试，就还是举人，就不能当官，就得接着考。
与高考一年一次不一样的是，会试是三年才有一次。于是，很多人就在三年复三年中耗尽了光阴。
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口素质，而科举就完全是折磨人了。你说考不中吧，每三年也要招300人。你说考得中吧，这个概率也太低了。
而科举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指挥棒，考的全是阐述四书五经的八股文。虽然有人喜欢多读书，知识面宽。但也有人就只读四书五经九本书，读好了，也一样中进士，至于是否有经天纬地之才、经世济民之学，则根本不重要。
这样，科举制度虽然是一种选拔制度，却并不着眼于人才素质的培养，甚至根本就与人才无关。很多进士孤陋寡闻的大有人在。
但你也不能说这些人笨，能从人堆里挤出来，肯定有一定的长处。比如，苏轼不仅字好，而且文章好。而范进中举的坚持不懈精神，也非一般人可比。而在中了进士后，就有了人脉，有了干事业的平台，比如王安石，在中了进士后，成为宰相，实行了变法。
但是科举制度的确让很多人一辈子浪费在了四书五经上。这种对人才的极大浪费，无疑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。
科举制度这么坏，为什么就一直在中国存在呢？事实上，这也是符合当时情况的。
科举制度虽然有许多缺点，但是比起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，已经是很大的进步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平民和贵族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。既改变了贵族不思进取，只吃祖宗饭的局面。也笼络了平民，使平民看到了向上的希望。
唐太宗就说得一针见血。面对新科进士从端门鱼贯而入，唐太宗高兴地说:“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!”这意思就是，天下的英雄好汉都入了我的圈套了。用几个进士的位置吊着你们的胃口，我大唐就江山永固了。
法国的伏尔泰虽然对基督教大加挞伐，却认为中国的孔子是真正的哲学家。伏尔泰非常欣赏儒家思想的以理服人，不像基督教那样，是靠宗教狂热和个人崇拜。他认为通过儒家思想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是最完美的政治体制。因为即使是普通人，通过科举也可以晋升为统治阶层。伏尔泰一生，多次以中国为例，说明杰出的文明并不仅仅存在于欧洲，并以中国的平民制度为例来猛烈地批判欧洲的奴隶制度。
有趣的是，可能是出于家花不如野花香的心理吧，近代中国人对孔子大加挞伐，对伏尔泰却大加推崇。殊不知，伏尔泰推崇的正是孔子。
当然，科举制度的缺陷是全国的读书人来争300个名额。考中的机会很小，但还让你欲罢不能，
那有人问，为什么不能增加一些名额呢？
增加了。人往哪里放？在古代社会，是个官民二元结构。考中进士以后，只能当官，没有别的选择。比如，不能当电脑工程师，不能当化学家，也不能当法语文学教授。因为没有这么多行业。
而在古代，是不需要这么多官的。因为官是不干活的，是管人的，是社会的食利阶层。官多了，老百姓的负担就大。对此，白居易就有深刻的认识。何以见得？有诗为证。
《观刈麦》（唐）白居易
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，
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
妇姑荷箪食，童稚携壶浆，
相随饷田去，丁壮在南冈。
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，
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。
复有贫妇人，抱子在其旁，
右手秉遗穗，左臂悬敝筐。
听其相顾言，闻者为悲伤，
家田输税尽，拾此充饥肠。
今我何功德，曾不事农桑，
吏禄三百石，岁晏有余粮。
念此私自愧，尽日不能忘。
在诗中，白居易提到老百姓一年四季忙碌，结果还是被赋税搜刮得家无余粮。而自己只是一个小官，不怎么劳碌，一年就有三百石俸禄，到年底还有结余。想到老百姓的艰辛和自己的不劳而获，白居易心里有愧。
知道了官的俸禄来自于百姓的赋税。现在我们可以计算一下，每科取300个进士多不多？
中国按3000个县来计算，需要3000个县官。县官，俗称七品芝麻官，是中国最小的官。因为皇权是不下县的。
按300个府来算，就是300个府官，按30个省来算，就是30个巡抚。这些是地方官，共3330个。考虑到会漏掉一些官，按4000个算。
京官包括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六部，每部按50人来算，共300人。再加上其他的官如宰相、阁老等，按1000个来算。
所以中国共需要5000个官。这5000个官，大约有一半是通过世袭、军功、或者纳捐上来的。所以留给进士的不过2500个职位。
每次录取300个，考9次就是2700个，比2500个还多。即27年的科考就够了。考虑到官员的退休和非正常死亡，可能一个人的平均服务年限也就是25年。所以，三年一考，每次录取300个进士大致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，多录取就是增加人民负担。
在宋理宗时，为了减轻百姓负担，就将每年录取的进士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。
实际上，就是考中进士，也不是就能保证当官。中了进士，就入了翰林，可以成为编修。编修离真正的官还差一大截。《儒林外史》中，就描写了鲁编修中进士后，多年没有等到实缺，又主动告老回家的事情。鲁编修说：“做穷翰林的人，只望着几回差事。现今肥美的差，都被别人钻谋去了，我白白坐在京里，赔钱度日。思量不如告假返舍，料理些家务，再作道理”。在这鲁编修的心里，估计也是进士太多了，才导致中了进士后无官可做。
运气好点的，要想当官，也先要候补。例如，候补知县。等前一个知县离任了，才可以成为正式的知县。褚景德，在十年寒窗中进士后，就是被朝廷任命为山东省招远县候补知县。
通过以上各种分析，应该明白了不能录取很多进士的缘故，因为既用不着，也养不起。
还有人问，那么衙役算官吗？
衙役是不算官的，衙役算吏。官是领导者，吏是办具体事物的。官是流动的，而吏一般由当地人担任。官吃的是朝廷俸禄，吏的薪水来自于地方财政。
那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不多招收一些进士去当吏呢？这是因为吏的工作大多与四书五经无关。比如捕盗，需要武艺高强，不是读四书五经的人能干的活儿。比如打更，要每天晚上出来活动，需要不辞辛劳。另外，由当地人担任，不仅熟悉当地情况，而且节约了差旅费。
所以，科举制度虽然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，但的确又适合古代社会的需要，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。
废除了科举制度，朝廷让学童们上新式学堂。杨继廷不知新式学堂为何物，于是就去问陈崇儒。
陈崇儒对杨继廷说，“在日本留学的周盛东，当年在太原上的山西武备学堂就是新式学堂。”
杨继廷听到新式学堂远在太原，不仅摇头。又听陈崇儒说即使上了新式学堂，并不能当官，更是大失所望。
而此时的周盛东，正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，期望能使中国国富兵强。
一天，周盛东接到家里来信，说妻子十月怀胎，生下了儿子周玉中，很是高兴。于是，提笔回信给妻子要好好抚养儿子。
在日本振武学校的留学生中，周盛东与老乡阎锡山一开始关系最为要好，结果后来却变得势同水火。
原因是，孙中山经常来学校演讲。阎锡山在听了几次孙中山的演讲后，非常赞同孙中山的观点，就加入了同盟会，立志要推翻满清。
周盛东虽然在刚来日本时也听过一次孙中山的演讲，却再也没去听过第二次。他想，“朝廷派我们来留学，是让我们学成后报效的。孙中山这是教人造反啊！”
对于孙中山的排满思想，周盛东颇不认同。在他看来，满清统治中国二百余年，早已与汉人融为一体。在明末排满，可以理解。现在排满，则无异于自断手足。就连那英国王室，也是从法国诺曼底过去的外来政权，但从来没听说英国人要推翻英国王室这个外来政权。
包括日本天皇，也有传说是中国徐福的后代，而日本人是从来不会排斥天皇的。
周盛东在日本这几年，对日本社会也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他认为中国要想强大，非像日本这样实行君主立宪不可，而孙中山那一套民主共和制度，并不适合中国社会。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有君主的，而中国人也离不开君主。
因为君主立宪有君主，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。而共和制没有君主，很难被中国人接受。
相比于孙中山，周盛东更喜欢听梁启超的演讲。
梁启超说，“中国戊戌变法功亏一篑，全是慈禧太后这个老顽固的缘故。只要慈禧太后一死，皇权回归光绪帝，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就易如反掌，国家指日即可富强。”这一点，周盛东完全赞同。
周盛东下定决心，只要慈禧太后一死，就马上归国去报效朝廷。
有一天，阎锡山对周盛东说“慈禧太后死了”。他兴奋地跳了起来，脑袋里马上就有了回国的冲动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