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七回 革命军人

蒋红兵没有考上高中,就在家和父亲蒋佳勇一起种起了西红柿。

山河镇一向是以粮为纲,吃的菜都是在庄稼地里见缝插针长出来的,比如玉米地里的豆角,小米地里的瓜,大豆地里的萝卜等。除此之外,很少种别的菜。

蒋家的西红柿,却是在庄稼地里专门种植的。因为西红柿消耗的水量大,蒋佳勇还从井里打了水,赶着马车一趟趟往地里送。

水浇得勤,西红柿长势非常好,一排排接的是累累硕果。 到了秋天,西红柿熟了,人们听说了,都争先恐后地来蒋家买西红柿。

西红柿整整卖了八百元,蒋佳勇非常高兴,于是就给蒋红兵买了辆摩托车。

买了摩托车后,蒋红兵骑着去山北镇赶庙会,在山北镇穿街而过,崩崩的声音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。

山北镇几个有摩托的青年看不下去,就说, “一个外村人居然骑着摩托车在我们村猖狂。揍他丫的。”

几个人于是将蒋红兵拦了下来,按住打了一顿。

杨芥子正好跟着周玉珍来山北镇看戏,看见表哥被打了,就赶紧跟周玉珍说,“奶奶,我哥被打了。”

周玉珍赶紧跑了过去,问,“你们要干什么?”

几个年轻人看见一个大人跑了过来,一哄而散。周玉珍把蒋红兵拉了起来。

蒋红兵鼻青脸肿地坐上摩托,说,“以后这几个王八蛋敢去山河镇,看我怎么揍他们。”

说完,骑着摩托一溜烟地走了。

蒋红兵刚走,陈守英和陈守信姐弟俩就过来了。

陈守英问杨芥子,“刚才那个骑摩托的是蒋红兵吗?”

杨芥子说,“是啊。”

陈守英说,“他什么时候买的摩托?”

杨芥子说,“最近刚买的。”

陈守英说了句,“肯定很贵吧。”

不等陈守英说完,陈守信兴奋地对芥子说,“听说今天下午要唱《雁门关》”。

周玉珍听到要唱《雁门关》,就说,“我上次听完整的《雁门关》,还是五十年前,那时候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, 我们就凑钱唱戏来犒军。到晚上的时候,一阵风把蜡烛都吹灭了,这时候一个国民党连长拿出一颗夜明珠来,明晃晃的,把半个戏台都照亮了。”

陈守信说,“日本鬼子真是太坏了,我爷爷当年就是专打日本鬼子。”

看完戏,又过了几个月,就要过年了,村里锣鼓喧天地慰问革命军人和烈属。杨芥子和陈守信也跟在队伍后边看热闹。队伍依次到了蒋钢铁家、赵扁担家等革命军人家庭,给每家送去了一斤油和一箱苹果。

队伍散了后,杨芥子和陈守信就相跟着回家。

在路上,芥子高兴地对陈守信说,“我外公是革命军人。他以前打日本鬼子,可勇敢了。”

陈守信听了,就不服气地对杨芥子说:“你知道吗?我爷爷也是革命军人。”

杨芥子愣了一声,问:“你爷爷不是后来当了逃兵吗?”

陈守信对芥子说:“那都是别人瞎编的,我爷爷只是不愿意麻烦政府罢了,怎么能是逃兵呢?”

杨芥子和陈守信的对话,恰巧被走在后边的陈明礼听到了。

“逃兵”二字,像块大石头一样,始终压在陈明礼的心口。今天,两个小孩子的对话,更是如千钧一般,压得他喘不过起来。

回到家里后,他想,“我当了那么多年兵,参加过抗日战争,参加过上党战役,应该够个革命军人的称号了。虽然后来当了逃兵,但是却并没被人抓住什么证据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也从来没有人来确认过自己是逃兵。如果自己不承认是逃兵,难道别人能强加给自己不成?”

这么打定主意后,陈明礼就开始逢人便说,“我是个革命军人”。别人不信,他就给人家讲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故事。

有一天,陈明礼正在讲当年的英雄事迹,恰好被郑文泉听到了。

郑文泉问他:“别的转业军人回乡时都是胸佩大红花,锣鼓喧天的回乡。逢年过节,还敲锣打鼓地有人慰问。怎么从来没见人慰问过你?”

这句话噎得陈明礼半天喘不过气来。

他想了一天一夜,索性豁了出去。他要给自己讨个说法。于是,就跑到山河镇武装部将自己军队的番号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工作人员,要求恢复自己的革命军人身份。

陈明礼想:“哪怕就是将自己当逃兵抓起来,也比这不明不白强。”

工作人员汇报上去后,隔了几个月通知他:“你提供的军队番号早撤了,新部队里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这个人,没有人能够给你作证。”

听到这样的回复,陈明礼很是泄气,他想,“那么多战友,那么多领导,一起并肩作战了那么多年,音容笑貌都在眼前,怎么就都消失了呢?”

陈明礼怎么也想不明白。

他又想,哪怕打仗有牺牲,他们也不可能都牺牲了吧?

可是,如果没牺牲,他们又都去哪里了呢?怎么一个人都找不到了呢。

在豁出去以前,他特别担心暴露自己的逃兵身份,还担心部队会派人来抓他回去。

现在看来,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,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记得他。

想到这里,他又很悲伤。逃兵固然可怜,可是一个被部队完全遗忘了的人更可怜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,他在牵肠挂肚地思念着他们,可是竟然一个人也联系不上了。哪怕是联系到一个人,骂自己是逃兵也好啊。可惜,就连自己是逃兵的问题,也没人能够证明。

陈明礼绝望了。

隔了几天,他决定去县里上访,要求开一个“革命军人证明”。

可是,这个证明能是随随便便开的吗?最起码要有证人吧。陈明礼找不到证人,县里就不愿意开证明。陈明礼愤愤不平,就开始隔三差五地去上访。

有一天,他在李喜顺家看电视时,正好看到了邓小平在讲话。他刹那间愣住了,这不正是上党战役后,接待过自己的政委吗?

电视里的这个人虽然老了,但是那神态,那模样,那个头,那声音,还是依稀能辨认出来。

他仔细回想当年上党战役后获奖时的情景。虽然自己当时心不在焉,但是与其他战斗英雄一起受政委接见时的场景却依然历历在目。虽然当时不知道政委的名字,但与电视里的邓小平还是能对应起来的。

这么多年了,他努力在找自己的部队,却只找到邓小平这么一条线索。

邓小平也就成了他的唯一希望。

可是邓小平是国家领导,他会为自己作证吗?他这么大个领导,会记得自己这个小兵吗?

他抱着一线希望,带着给邓小平写的信,去北京上访。

信交上去后,信访办让他回家等候。

回到家没几天,郑文泉送来了一封加急信,里边竟然是邓小平的亲笔回复。

回复很短,只有几个字:“似乎有这么一个战士。”

这么几个不清不白的字,却承载着他的全部希望。

他拿着这封信到了县武装部。武装部看到这么一封模棱两可的信,不知该怎么办。又看到落款是邓小平,就不敢擅自决定,信就转到了县长手里。

县长说:“邓主席日理万机,我们就不给他添麻烦了。这个人,就按革命军人来算吧。”

过了三十多年,陈明礼终于又成了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。

那一刻,陈明礼认为自己终于能在人前抬起头来了。

作为革命军人,他也能每个月领到十块钱了。这十块钱,他看得比一百块钱都重要。

这天,陈明礼领到钱后,就哼着秧歌扛着锄头去地里了。

到地里一看,儿子陈有智正在用废水灌田。原来,很多新闻都在宣传废水灌田的好处,有歌谣为证,

废水灌田真是好

又省水,又省肥,又省功夫又省腿。

庄稼长得一枝花,废水灌田来当家。

而丹河造纸厂也正为生产的废水在污染丹河水库而苦恼,遂主动联系农户推销废水。

陈有智听了,感觉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,因为丹河造纸厂的废水富含营养物质,用来灌田,可以节省肥料。

陈明礼到地里后,就拿着锄头在旁边帮着挖沟引水。

陈家用废水灌田的第二天,陈守信就在上学的路上对芥子说,“我们家有钱了。我爸爸说,今年不用花钱买肥料,庄家就会长得好,省下的钱可以存到银行去。”

杨芥子就很羡慕地问,“不用买肥料,可是太好了。我爸爸说,每年光买肥料就要花一大笔钱呢。”

陈守信说,“我爸爸跟那个拉废水的人认识,他的废水里全部是免费的肥料。”

杨芥子问,“他也给别人家送吗?”

陈守信说,“那个拉废水的只给熟人送。你爸跟他不熟,估计他不会给你家送的。”

两人一边谈着,一边走到了学校。

上课铃声响了,芥子赶快跑进了教室。这节课,上的是《自然》。课堂上,老师讲了达尔文的进化论。

于是,芥子一放学,就跑回去对周玉珍说:“奶奶。书上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,不是女娲娘娘用泥捏的。”

玉珍说:“是吗?谁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?”

芥子说:“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说的。”

玉珍说:“女娲娘娘造人,是古辈千年的人流传下来的,不会有错。达尔文说的猴子变人,可能指的是像孙悟空变成人这样的事情。”

芥子恍然大悟,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
刚上四年级的时候,有个实习老师过来代课。那个老师说:“杨芥子啊,我接触了这么多孩子,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。你长大以后一定要考大学,不要像我这样,考了个师范。我小时候一直梦想考大学的,但因为家庭困难,我爸爸逼着我考了师范。”

芥子看到有人这样看重自己,既非常感动,又暗自得意。

不过,这样的得意没过多长时间,就被浇了一盆冷水。

过了几个月,来了个新的老师,要教大家舞蹈,好在正月十五的游行上表演。芥子听到这个消息,也很激动,精神抖擞地站在队里,准备让老师挑。谁知轮到杨芥子的时候,老师说:“这个学生看着太傻了,我不能要”。于是,全班这么多同学,就剩下了杨芥子一个人没有参加舞蹈队。

校长同情杨芥子,就对舞蹈老师说:“就他一个学生了,剩下不太好看。”

舞蹈老师说:“我要的学生都是配对儿的,多一个就没法排练了。”

这一下对杨芥子打击可是够大的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班里其他同学每天起早贪黑地排练,欲想加入而不可得。

这一阵,也让杨芥子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离群的孤雁。

隔了几天,校长对杨芥子说:“五年级的军乐队缺一个打小镲的,你去补上吧。”

听到这里,杨芥子大喜,感觉终于有了组织了。于是开始起早贪黑地与五年级同学一起排练起了军乐队。

军乐队有一个指挥,两个敲大鼓的,四个打大镲的,四个打中镲的,八个打小镲的。

因为打小镲需要的人多,五年级人数不够,就决定到别的年级找。芥子因为被舞蹈队剩下了,正好补足。

军乐队中,最重要的当然是指挥,每个人都随着指挥的节拍来打。

排练时,一开始是站着,大家都盯着指挥,不到三天就排练得整齐划一了。感觉颇有行军打仗时令行禁止的气势。

后来练熟了,就开始走。一边走,一边打击乐器。

这一走,就容易乱。于是本来很有节奏的军乐演奏就成了一团乱麻。

于是,整整练了一个多月才终于找回来一点儿节奏感。

很快,正月十五的游行到了。

虽然不能随着四年级跳舞队一起表演,但是能随着五年级军乐队一起游行也让芥子很兴奋。

于是大家整齐划一地顺着街道一边走,一边打击着乐器。走了一个小时,有个工作人员过来说:“快到主席台了,请大家集中注意力,”

这么一说,却让大家都紧张起来,本来很有节奏感的军乐就成了一团乱麻。乐队指挥看到这样,也不知该怎么指挥才好了。每个人也不管什么谱子了,只是一下一下地敲打着自己的乐器。带队的音乐老师在旁边看到这样的情形,都快急死了。

后来,因为实在是不成调子,于是一件件乐器就停了下来。正好走到主席台前时,成了一片寂静。整个场子都惊呆了,不知是怎么回事.

就在这一刹那,传来了一阵清脆且很有节奏的乐器声。原来,芥子依然在顽强地依着节奏敲着小镲。

听到了很有节奏的小镲声,于是,一件件乐器又重新响了起来,指挥也恢复了镇定,军乐表演顺利地通过了主席台。

表演完后,音乐老师专门对芥子说:“多亏了你今天的表现,否则今天就演砸了。”

过了不久,就听到了校园里流传的两个很有意思的争论。

同样是艺术老师,舞蹈老师认为芥子是“最笨的学生。别看现在学习还可以,但是以后毕竟要踏入社会。这么笨,以后到社会上混不开。”

音乐老师认为芥子是“最聪明的学生。有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,以后不管干什么,都大有可为。”

芥子听到这些话,思索良久,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悲伤。从此以后,也习惯站在外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。只是,没有料到的是,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从此一直如影随形般地跟着芥子。在芥子所接触的人里,对芥子的看法也往往两极,一极认为芥子很聪明,一极认为芥子很笨;一极认为芥子很老实,一极认为芥子很狡猾;一极认为芥子很认真,一极认为芥子很马虎;一极认为芥子很公正,一极认为芥子很自私。最后,可能是当局者迷的缘故吧,芥子也始终无法断定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。

芥子凭着一颗真心办事,但竟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。他想不明白为什么。

过完年不久,春耕的时间到了。

晚上睡觉前,杨致行给骡子放了比平时更多的饲料,让骡子吃饱了好有力气干活。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杨致行和蒋佳洁就起了床。

杨致行走到骡棚把骡子牵出来,套好车,在一棵树上拴着。然后,开始往车上放犁、耙、锄头等农具。刚放好,蒋佳洁也拖着睡眼朦胧的芥子出来了。

芥子看到了骡车,就爬上去坐好,接着闭上眼睛睡觉。

杨致行正要解开拴骡子的绳子出发,蒋佳洁问 “化肥放好没有?”

杨致行一听,赶紧把手缩了回来,说,“你不提醒,我差点把这件大事给忘了。”

于是,又返回到屋子里,搬了三袋化肥出来,放到了车上。又仔细盘点了一遍,发觉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,就让蒋佳洁坐在车右侧,自己坐在车左侧,对着屋子喊了声,“妈,我们走了。”

周玉珍听到后回了句,“好的。一会儿就去给你们送饭。”

杨致行赶着骡车,顺着田间小道向自己家的地走去。早晨的风凉飕飕地吹在芥子脸上,鸟儿在四周嘀嘀咕咕地叫着。芥子睡意没了,就扒着车看周边的景象。忽然一只野兔从旁边跑了过来,芥子赶紧让爸爸妈妈看。那只野兔也看见了骡车,哧溜就跑得没了影。

不一会儿到了地里。芥子一骨碌从车上跳下来,跑到前边牵着骡子。杨致行和蒋佳洁把农具卸下来,给骡子卸了车、套好犁。

芥子就在前边牵着骡子,杨致行在后边扶着犁,一遍一遍地来回走,把歇了一冬天的黄土地翻过来。蒋佳洁跟在后边敲土疙瘩。

过了一个小时,芥子就有点饿了。好在这时,周玉珍送饭来了。芥子就把缰绳交给杨致行,自己跑过去吃饭。

杨致行接过缰绳,给骡子卸了犁,牵到车前,拴好。然后,卸下骡子嘴里的嚼子,给骡子套好饲料袋。把骡子安顿好后,也走过去开始吃饭。

不一会儿,吃完了饭,周玉珍收拾好碗筷,就回家做中午饭去了。

杨致行又给骡子套好犁,接着犁地。到半下午的时候,终于把地犁完了,芥子就牵着骡子去遛,杨致行开始帮着蒋佳洁敲土疙瘩。

敲完了土疙瘩,就开始撒化肥。杨致行就问蒋佳洁,“听说陈有智在用丹河造纸厂的废水灌田。咱们与李喜顺熟悉,是不是也去拉几车废水来灌田?省得买化肥。”

蒋佳洁却不同意,说,“那废水里是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,怎么能用来灌田呢?”

杨致行说,“听陈有智说,废水里含有丰富的氮和磷,相当于氮肥和磷肥。”

蒋佳洁说,“这肥,那肥,都不如农家肥。就拿这化肥来说,虽然产量高,但吹起来的庄稼虚,不如农家肥长出来的庄稼实在。”

杨致行见无法说服蒋佳洁,就决定去陈有智的地头看看。在收工回家的路上,远远地看见陈有智的地里边,陈明礼正在埋头劳动。

杨致行停下骡车,朝陈明礼走去。还没到陈家地头,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。定了定神,喊道,“陈明礼叔。”

陈明礼听到后,走了过来。俩人寒暄了一会儿,杨致行就问,“叔,你说这废水灌田好还是不好?”

陈明礼说,“庄稼打得倒还可以,只是地板结得厉害。这土疙瘩,怎么敲也敲不碎。”

杨致行说,“这味道是怎么回事?”

陈明礼说,“自从废水灌田以后,就一直有这股奇怪的味道。不像咱农家肥,隔几天味道就没了。”

两人正说着,只见天突然变得阴沉,好像要下起雨来。

陈明礼赶快脱下外套,包住了锄头,说,“下雨了,赶快回家。”

杨致行一边走,一边问陈明礼,“叔,你怎么用外套包了个锄头?就不怕自己淋雨?”

陈明礼说,“这个锄头我用了几十年了,又轻巧又锋利,全家的口粮全靠它。只要能把它保护好,我淋点雨算什么?”

杨致行说,“我有骡车,你坐上去咱们一起回家吧。”

陈明礼说,“算了,我离家近,没几步路就到了。”

杨致行跳上骡车,赶紧往家赶。快到家的时候,蒋佳洁问,“你刚才跟陈明礼叔谈的怎么样?”

杨致行说,“废水灌田是新生事物,咱们观察观察再说。”

回到家后,杨致行把骡子拴回骡棚,对蒋佳洁说,“我累了一天,去下盘棋放松一下。”说完,就找人下棋去了。

过了几天,蒋佳勇过来跟杨致行说,“蒋红兵看中了陈守英,能不能去陈家问问亲事?”

杨致行听说是当媒人,很高兴,就去了陈家,说明来意后,陈有智说,“我们商量一下,给你答复。”

过了几天,陈家说,“同意。”

快过年时,蒋红兵就和陈守英结婚了。

结婚那天,正好逢上了台湾老兵褚守边回乡探亲。山河镇是处处张灯结彩,万人空巷,迎接褚守边回乡。

看到蒋红兵的迎亲队伍,大家都说,“这俩人结婚可是够幸运的,竟然逢上了这么红火的街景。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。”

迎亲队伍过去不久,褚守边的汽车就到了山河镇门口。村口悬挂着巨大的横幅:“热烈欢迎台湾同胞褚守边先生荣归故里”。

一下车,褚守边就收到了钱秀丽作为小学生代表献上的鲜花。然后,军乐队开道,杨芥子敲着大鼓站在队伍最前边,褚守边在村干部的陪同下跟着军乐队在街上缓缓而行。

队伍的后边,是载歌载舞的民乐队和秧歌。

一行人到了大队后,褚守边站在舞台上,激动地说,“我年轻时去了台湾,没想到一走就是四十年。四十年啊,我无时无刻不在魂牵梦绕着山河镇。我生是山河镇的人,死是山河镇的鬼。到今天,我终于回来了,活着回来了。”

褚守边说完,放声大哭。台下的乡亲们也都哭了起来。

晚上,褚守边就住到了李喜顺家。

李喜顺问褚守边,“我的姑姑李永贞,听说在抗日战争末期去了重庆,后来就杳无音讯。有传闻说她也去了台湾,不知你有没有她的消息?”

褚守边说,“当年我在重庆时,听说过你姑姑。后来,我随着国民政府去了南京,你姑姑应该也迁过去了。后来我去了广州,就再也没有你姑姑的消息了。”

李喜顺问,“你是怎么到台湾的呢?”

褚守边说,“当年国民政府从南京退到上海、广州、成都,直到播迁台湾,一路兵败如山倒,很多人都失去了联系。我当年去广州是为了找我爸爸的,因为他给我写信让我去广州找他。谁知到了广州后,他已经不在了。我没有办法,只好去了香港。在香港听说很多人从广州去了台湾,我就也辗转到了台湾,才终于找到了爸爸。原来,爸爸在我到广州前,已经随军坐船去台湾了。他在离开广州前,给我写信告知了情况,但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,我哪能收到他的信呢?不过,幸好在台湾又相遇了。然而,我们父子俩虽然团聚了,却一直没有我爷爷的消息。直到几个月后,我爷爷从成都飞到台湾,我们全家才终于团圆。

在台湾,爷爷工作很忙,爸爸当时也在军队任职。我住在眷村,自己就开了个刀削面馆。过了两年,就在台湾娶妻生子了。

爷爷去世后,临终遗言就是要‘叶落归根,葬回老家’。你想,当时海峡两岸音讯不通,如何能把他葬回大陆?所以只能在台湾找好墓园,暂且安葬在了台湾。

爸爸退役后,我们全家就专心经营面馆,现在已经开到了二十多家连锁店。

爸爸年老后,也是天天念叨着要回山西老家。一直到去世,两岸都没有解冻,引为终生憾事。

我这次回来,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祭扫祖坟,也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把爷爷迁葬回来,实现他叶落归根的遗愿。你明天有空的话,就带我去我家祖坟看看吧。”

听到这里,李喜顺踌躇半晌,说“你家的祖坟,在破四旧时期早被平了,现在连坟头都找不到了。”

褚守边愣了半天。接着,李喜顺就谈到李友泽和李永仓被打死的经过。褚守边听完,眼中满是泪,说,“这是国难啊。”

李喜顺啜泣了良久,强打精神说: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改革开放后,党的政策好,日子可是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呢”。

褚守边在山河镇住了几天,每天都去镇里的各个地方转悠,恨不得把一草一木都刻在脑海里。

一天,他来到了关帝庙,看见整个庙宇破败不堪。房顶上的兽头都没了,留下的都是断瓦。而且,断瓦之间长满了杂草,看着满目苍夷。大殿紧锁着,他趴在门缝上看了一下,也没看清里边的景象。扭头看到对面的戏台,还算良好。

正在这时,杨致行挑水回到了家。褚守边看到庙里住着人,就过来问,“乡亲好,你就住这里吗?”

杨致行说,“是啊。我从小就住这里。”

褚守边说,“这个庙宇还是我爷爷当年翻修的。他当时是阎锡山的秘书长,给关老爷重修了庙宇,再塑了金身。”

杨致行说,“你是那个台湾回来的褚守边先生吧。这个修庙的事情我知道,我爷爷就是当时修庙的时候累死的。”

褚守边很惊奇,就问,“我不知道你爷爷是修庙的时候累死的。他是怎么累死的呢?”

杨致行就把杨继廷当年与人打赌,累死吐血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一边说着,一边领着褚守边到戏台上,看了看杨继廷搬上来的顶柱石。又走下戏台,看了看当年修庙的功德碑。褚守边看到功德碑上的字迹虽然已经开始变模糊,但褚景德的名字还依然清晰可辨。

看罢功德碑,褚守边问,“关帝庙当时修得好好的,怎么现在就破旧成这个样子了呢?”

杨致行说,“这都是前些年破四旧的时候砸的,不仅毁了庙,而且推倒了关帝爷的神像。真是可惜了你爷爷当时的满腔热情。”

褚守边愣了一下,没有说话。过了半天,他缓缓地问,“你现在还是从井里挑水喝吗?”

杨致行听他这么问,感觉很奇怪,就说,“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从井里挑水喝。不从井里挑水,从哪里挑水呢?”

褚守边听了,说,“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

过了腊月二十三,褚守边就要走了。临走前,捐了两万元为山河镇通自来水。

过年时,家里敬神,周玉珍让芥子给神仙磕头。

芥子说:“奶奶 ,你骗人 ,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神仙。你那求神拜佛是封建迷信。”

周玉珍呵呵地笑着说:“小孩子不懂事。我活了这么大,还不知道有没有神仙?”

芥子说:“真没有神仙呢。老师说没有神仙,书上也说没有神仙。”

周玉珍说:“这大过年的,你怎么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?快别胡言乱语了。现在你还小,有的事情,你长大后就知道了。”

芥子听了这话,只好跟着周玉珍一起磕头。

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《第五十七回 革命军人》有一个想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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